沒有想到我會親身眼目睹這一幕。
台灣南部鄉下小鎮，半夜十二點，十字路口，一家二十四小時豆漿店。這大概是台灣對中華文化最美好的貢獻，三更半夜，你可以隨時從幽黑寒冷的巷道走進這溫暖明亮的地方，看著平底大鍋上鍋貼在滋滋煎燒，新鮮的豆漿氣息在空氣裡瀰漫，脆脆的油條、鬆鬆的燒餅、香得讓人受不了的蔥油餅，全在眼前。忙碌工作的幾個年輕婦人用輕快的語音問客人要吃什麼。整個小鎮都沈在黑暗中，這簡陋的小廳就像個光亮的櫥窗，正在展出生活的溫煦和甜美。
一個穿著拖鞋的客人大踏步進來，顯然認出了正在低頭喝豆漿的朋友，用力拍了他肩膀，說，「怎樣？我們來賭吧。賭你們贏我們六十萬票？」
喝豆漿的那人抬起頭，半認真半玩笑地說，「唉呀，八年都給你們玩光了，還要怎麼賭？」
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鐘，然後陡然變臉，衝口而出：「你娘！外省的，你們滾回去！」
喝豆漿的跳了起來，看見那穿拖鞋的已經抓起凳子，高高舉在頭上，馬上要砸下來的千鈞態勢。他也紅了臉粗了脖子，怒聲回說，「誰滾回去？跟你一樣繳稅，你叫誰滾回去？」
穿拖鞋的高舉凳子就要衝過來，旁觀者死命拉住，他揮舞著凳子大吼，「不是台灣人，給我回去！」
那「外省的」──這回我看見了，他也穿著拖鞋，邊往外走邊用當地的閩南語回頭喊，「好啊，台灣人萬歲！台灣人萬歲！」
我一直緊握母親的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，「他們是好朋友，他們只是在鬧著玩的。」母親已經無法明白那兩人在說什麼，相信了我的解說，只是皺著眉頭說，「玩得這麼大聲，小孩子一樣，不像話。」我把油條分成小塊，放到熱豆漿裡浸泡，泡軟了，再讓她慢慢嚼。
回到家，反正睡不著，打開電腦看網上新聞。德國的「明鏡」首頁報導是這一則：
從醫生到歌劇演員，從老師到逃學的學生，都曾經是二戰時屠殺歐洲猶太人的幫手。約有二十萬的普通人參與其中。一個進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爐，明確指出，現代社會的國民可以在一個邪惡的政權領導下做出可怕的事。
馬特納，一個維也納來的小警察，一九四一年在白俄羅斯執行勤務，就參與了槍斃2273名猶太人的任務。他當時給他的妻子寫信：「執行第一車的人時，我的手還發抖。到第十車，我就瞄得很準了，很鎮定，把槍對準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，還有很多嬰兒。我自己有兩個小寶寶在家，可是我想，我的小寶寶要是掉到眼前這批人手裡，可能會更慘。」
二戰後，主流意見認為，這些喪盡天良的事，都是一些特別病態的人，在少數大戰犯的領導之下做出的。這樣來理解，讓人比較寬心，因為，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。
從九零年代就開始進行的這個大型研究卻有重大發現：具體證據顯示，起碼有二十萬德國和奧地利的「普通人」是罪行的執行者，不同宗教、不同年齡、不同教育水準的人，都有。
天色有一點點灰亮。大武山美麗的稜線若有若無，混在雲裡淡淡地浮現，滴溜溜的鳥聲，流轉進窗來。
豆漿店的人說，那兩個差點打架的人，一個是在市場賣鮮魚的，一個是中學老師，本來是不錯的朋友。可能喝了點酒，也許過兩天就和好了也說不定。
可是我感覺絲絲的不安。畢竟文明和野蠻的中隔線，薄弱，混沌，而且，一扯就會斷。
台灣南部鄉下小鎮，半夜十二點，十字路口，一家二十四小時豆漿店。這大概是台灣對中華文化最美好的貢獻，三更半夜，你可以隨時從幽黑寒冷的巷道走進這溫暖明亮的地方，看著平底大鍋上鍋貼在滋滋煎燒，新鮮的豆漿氣息在空氣裡瀰漫，脆脆的油條、鬆鬆的燒餅、香得讓人受不了的蔥油餅，全在眼前。忙碌工作的幾個年輕婦人用輕快的語音問客人要吃什麼。整個小鎮都沈在黑暗中，這簡陋的小廳就像個光亮的櫥窗，正在展出生活的溫煦和甜美。
一個穿著拖鞋的客人大踏步進來，顯然認出了正在低頭喝豆漿的朋友，用力拍了他肩膀，說，「怎樣？我們來賭吧。賭你們贏我們六十萬票？」
喝豆漿的那人抬起頭，半認真半玩笑地說，「唉呀，八年都給你們玩光了，還要怎麼賭？」
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鐘，然後陡然變臉，衝口而出：「你娘！外省的，你們滾回去！」
喝豆漿的跳了起來，看見那穿拖鞋的已經抓起凳子，高高舉在頭上，馬上要砸下來的千鈞態勢。他也紅了臉粗了脖子，怒聲回說，「誰滾回去？跟你一樣繳稅，你叫誰滾回去？」
穿拖鞋的高舉凳子就要衝過來，旁觀者死命拉住，他揮舞著凳子大吼，「不是台灣人，給我回去！」
那「外省的」──這回我看見了，他也穿著拖鞋，邊往外走邊用當地的閩南語回頭喊，「好啊，台灣人萬歲！台灣人萬歲！」
我一直緊握母親的手，附在她耳邊說，「他們是好朋友，他們只是在鬧著玩的。」母親已經無法明白那兩人在說什麼，相信了我的解說，只是皺著眉頭說，「玩得這麼大聲，小孩子一樣，不像話。」我把油條分成小塊，放到熱豆漿裡浸泡，泡軟了，再讓她慢慢嚼。
回到家，反正睡不著，打開電腦看網上新聞。德國的「明鏡」首頁報導是這一則：
從醫生到歌劇演員，從老師到逃學的學生，都曾經是二戰時屠殺歐洲猶太人的幫手。約有二十萬的普通人參與其中。一個進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爐，明確指出，現代社會的國民可以在一個邪惡的政權領導下做出可怕的事。
馬特納，一個維也納來的小警察，一九四一年在白俄羅斯執行勤務，就參與了槍斃2273名猶太人的任務。他當時給他的妻子寫信：「執行第一車的人時，我的手還發抖。到第十車，我就瞄得很準了，很鎮定，把槍對準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，還有很多嬰兒。我自己有兩個小寶寶在家，可是我想，我的小寶寶要是掉到眼前這批人手裡，可能會更慘。」
二戰後，主流意見認為，這些喪盡天良的事，都是一些特別病態的人，在少數大戰犯的領導之下做出的。這樣來理解，讓人比較寬心，因為，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。
從九零年代就開始進行的這個大型研究卻有重大發現：具體證據顯示，起碼有二十萬德國和奧地利的「普通人」是罪行的執行者，不同宗教、不同年齡、不同教育水準的人，都有。
天色有一點點灰亮。大武山美麗的稜線若有若無，混在雲裡淡淡地浮現，滴溜溜的鳥聲，流轉進窗來。
豆漿店的人說，那兩個差點打架的人，一個是在市場賣鮮魚的，一個是中學老師，本來是不錯的朋友。可能喝了點酒，也許過兩天就和好了也說不定。
可是我感覺絲絲的不安。畢竟文明和野蠻的中隔線，薄弱，混沌，而且，一扯就會斷。
閱讀後這篇文章，再請大家回想【街頭日記】以及【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】這兩部片子，我們很多時後有的知識在遇上事情的時候，往往無法轉變成智慧，雖然大選已經過了，長久下來撕裂住在這島嶼的人們，究竟是什麼呢？(這題要回答，但請大家不要泛政治化)
就如同街頭日記的同班同學為什麼會被如此的撕裂仇恨著對方，用蘇格拉底這部片子給我們的啟發去思考，人與人之間為什麼會在意見不同的時候，或者立場不同的時候，而做出傷害別人以及傷害自己的事情呢？
請先 登入 以發表留言。